这次北京之行，真是不好意思。住的酒店里竟然没有网线，这让我感到十分的困顿。这家鸟巢附近的酒店，没有网络，我真不知道奥运期间如何接待记者。这个奥运的中心地段，媒体在这里住宿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而我的工作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这几天为了晚上赶一个稿子，都跑到朋友家去，不仅仅错过一些朋友，还错过一些演出或者活动。我还错过了新京报的五年纪念，我还错过了时代周报的出刊。这次北京之行，我错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就是，换了个手机，把以前的号码竟然全部都丢了。所以，这次北京之行，其实是应该跟朋友们道歉的。看到许多人联系我，但我却走不开。剩下的只有觥筹之后的夜晚。原有的种种设想，只剩下工作以及其他的某种东西。这让我对于北京的记忆，全部是夜色。有天夜里，和以前的同事去了北理工那里的酒吧。我忘了喝的是酒还是茶，按照道理我喝的应该是酒。好在那个酒吧比较安静，更像是一个茶馆。有无线网络，很爽。又一天夜里，12点多的时候去三里屯，见到佳林，枕寒还有王潇潇。很吵闹，转了一圈后离开。三里屯几乎没有多少酒吧了，这让我不爽。再一天夜里，朋友来找我，干脆去了星巴克，聊到人家下班。还有一天，去了酒店后面的小轩窗。很诗意，小轩窗，正梳妆……

这几天，没有晚上12点之前睡过。酒店里的暖气也开的不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洗浴的莲蓬竟然只流下一道线。所以，这几乎成了一次失败的旅行。这种旅行以后但愿不再有，就是有我也会避开。

但总之感谢许多人，感谢佳林还有詹敏。他们去了南站送我。詹敏在我离开后，说我已经进入了被窝。其实，那个点我还没有睡下。在回来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看完了那部电影，李米的猜想。生活或许如此吧。

这段时间在北京，想起很多年前，和老婆走在北京的街上，春风起时，杨柳依依。这么好的风景，我想的却是在长安街上卖萝卜。而现在的北京，大概又是风沙之地了吧。

其间可能会做一些访谈，工作上的，私人的。也会见一些朋友，大多是私人的，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去了京城。对于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帝王之气，这座城市有些人呆着会发现很多机会，有些时候连人的心态都变了，所以要看看朋友们变得如何，有些人做主编了，有些人成名记了，五陵年少争缠头。只有我还在一所学校不知是否应该称之为安静的呆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媒体间被改变或者改变了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让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来去匆匆，特别是偶尔出现的事情让我决定缩短这次北京的行程。朋友们可能的话还是见见吧。但不想喝酒了，前天晚上和京城的啤酒主义者狗子喝的有些高。我知道很多人是喝大酒的。我只好承认，喝酒我不行。喝茶还是可以的。不好一一通知了，就在博客上说一下吧。有缘的可以见一下。上次住在亚运村，这次大约还是原来的地方。

周雁羽将故事放在从济南回青岛的火车上展开。过淄博，走高密，抵潍坊，然后才是岛城。这条路我也曾时时路过，也曾经如主人翁蓝妮那样，在这条路上想起这些城市的旧时风物旧时人。

当然，我所想起的故事没有蓝妮的精彩。虽然作家笔下的世界我也曾经熟知，某张媒体的故事，此间人物难辨真假，这也是作者笔墨的妙处。其实这更应该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市场媒体下的沉浮之路。人生如萍，总是随风飘荡，但却难以任意东西，虽然有些时候，有些人也想自我掌握命运。但更多的时候，借力打力，我们的太极推手学的并不是太好，四两大多时候拨不了千金。主人翁蓝妮便是如此，虽然她后来也只能成为美女作家。但这张美女作家的长成也拜市场经济所赐。

在市场经济之下，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以及机会。而这期间的传媒产业则在市场和计划体制之间，这就如同大洋的冷暖洋流交汇之处，这种地方饵料往往最为丰富，各种海洋生物在此间聚集，这种地方，故事自然就会多了起来，生态也自是精彩。蓝妮便是如此，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从学校然后到岛城的某报社，从办公室到广告，这些都是传媒之中的精彩之处。蓝妮在媒体之中自然结交的是三教九流，于是蓝妮这时成了社会的一面镜子，贩夫走卒官家商贾粉墨登场各怀鬼胎，而只有蓝妮一个人长袖善舞将对手玩弄于鼓掌之间，自己之于别人也亦复如是。

而媒体在时下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产物，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之下，传媒自然纠葛了许多媒体本身之外的东西，比如前几天我看到对某位社长的专访，标题是《传统媒体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国情》，但问题是什么是国情？蓝妮的故事多少给了我们答案，这种国情就是媒体实际上在戴着脚镣跳舞，看起来精彩，其实也有许多难言之处，在市场这只大手之外，还有另外的一只手，有些时候不知道哪只手能起作用。

于是，当蓝妮所依仗的大树失势的时候，她只能去寻找另外的一棵大树，如此往复。在最后，蓝妮凭借自己在报社中饱私囊所存下的若干家私，在北京买了房产，然后从岛城疼挪跌宕到了京城。北京的舞台自然也不是岛城这巴掌大的地方所能比拟的。自己的老情人已经成了书商，连鱼水之欢也变成了“夜资”。

但蓝妮这个时候早就成了一棵藤，她很快找到了自己新的大树，于是在这个树上的那棵藤，那个文学青年、广告部负责人一下被包装成了美女作家，甚至有不知深浅的评论家称其为“70后作家的一面旗帜”。这种故事，如果在另外的作家手里可能会成为职场小说，但《随风飘荡》不是，作家技高一筹之处还在于在职场的背后隐含了社会的这层意义。在书中，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职场变化以及感情纠葛，周雁羽在《随风飘荡》里还写了媒体运作以及畅销书制作背后的故事，所以这自然不是单纯的《杜拉拉升职记》。作为岛城的知名作家之一，作者周雁羽早年投身报业，担任大众日报驻淄博记者站负责人，后供职于青岛出版社，故事也没有离开她所熟知的领域。读者所能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故事情节”。

从学校到传媒到社会……这期间作者笔下写的是文化圈子里的故事，与蓝妮所纠缠的校园诗人、报社总编、初恋情人以及书商，这些人各自代表的都是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命运，而这些人物和命运都与蓝妮这根主线所纠结在一起。这种纠结就如同周雁羽用一条横亘齐鲁大地的济青线所贯穿起来一样，这也是作家写作的独到之处。

对了，忘了先告诉大家，这两天病了，不舒服。所以什么都懒得干，不好意思。但昨天还是去了学校听某个央视牛人的讲座。结果讲的我想睡觉，我和边爷共同的看法是北京人就他MD能侃。我全场录了音，想听的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发过去。看着同学们钦佩有加的样子，我想起了我上大学的当年，大概也是如此吧。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拿出一本最近该栏目组出的书，发现，这牛人只不过是该栏目组里面几乎挂不上的一个。罪过，罪过，我差点想做个访谈。我想我太对不起自个，还有我的朋友们了。

很有意思。肚子不舒服，发痛，很闷的那种，但一点不刺激。在肝的位置。再加上前两天去药店买药，这家说我胃有问题，那家说我吃坏了肚子，结果两天都没好。只好今天去挂了个号，我本来打算去校医院的，但一看，同事们都在体检，排了很长的队，就出来了，这两天不想排队，所以一直都没有去体检。但插一句，上次也是肚子不好，让我对校医院有很好的印象，医生只给了我一块四毛钱的药，竟然好了。可能他们把我当成学生了，要是所有的医院都这样，就好了。

这次去了青岛某医院。医生说我可能肝有问题，就让我去化验血。吓死我了，我就去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倒是这个医生说，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先吃点药试试。我一看给我的处方，上面写着某某药，但加了括号，某某牌。我靠，真是吃不死啊。要是真有什么大病，这几天不久耽误了吗。还有，我对那个某某牌感到很有意思。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回扣的处方药啊。知道的请告诉我。

所以，这次生病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但没有锻炼的身体，也确实有问题了。

但这次在家里，我一般十点的时候就会打开电视。看湖南卫视，丑女无敌。所以我觉得，湖南卫视的很多东西都做的不错。策划也做的很好。当然这次只是胡说一下。

第一，这部叫做丑女无敌其实和前段时间的那个《奋斗》差不了多少。都是青春励志偶橡剧。主人翁都是理想状态下的，都很有钱，做的实际上只是金钱游戏而已。还有，好人永远会战胜坏人的，虽然过程有些曲折，但前途肯定是光明的。所以，这种电视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奋斗在里面，真正的商场或者生活也不是这样的。虽然你可能说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但是拜托，这玩意我懂。我大学四年学的全是这个。

第二，这部电视的营销做的很让我佩服。虽然电视里面嵌入广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还是很少能见到整个电视能把自己所有的节目都集合起来，下成一盘棋。这样不但可以造成自己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的互动，还可以进一步的宣传电视剧本身，一举数得的事情。这种事可能只有湖南卫视能做的出来。

第三，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电视剧是模仿的国外某节目。国内的电视总是这样，模仿国外的，超级女声也是这样，但这总比再学国内的好吧。国内电视，一般都是一个节目火了，接着就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举办，可自己又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事，最后结果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要学习就站的高一点，这样看的也可能会远一点。否则……

于是乎，大学四年。能记住的风流韵事倒是不多，这算是一件。大学毕业后，有老师告诫我，不要在网上写自己老师们的故事。每次都忍住，这次终于人不知了。最近的教授们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先是北方，某大学。一男生持刀砍死自己的老师。我最初以为他要效法杨+，岂料不是。原来是仿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接着现在又是一南方高校。我真不知道最近五角场有多么热闹。你想啊，一个研究导弹什么的国际什么的博导、教授，被人持刀追的狼奔豸突，这应该是何等的场面，他一定以为这个世界真的乱了，或者把后面明晃晃的菜刀当成了某国的导弹了。要不就是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多了，以为三角关系是最为稳定的关系。于是乎，天下皆知。

其实，这也未必有什么。有人有更大的权力。俺是宫里来的，咱家要你的脑袋。摸一下怎么了，摸一下你还应该把咱家莫过的地方包起来。贴张纸条，上面写上，这是XX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好在最新的消息是交通部免去了林嘉祥大官人的职务。只是那位被持刀者四处追赶的教授先生，还继续在位上呢。由此看来，都说社会没有尊师重教，我看这就是最大的尊师重教，教授的权力就是比官员大。娘的，什么叫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就是。

以后，谁再嚷嚷社会没有尊师重教，我跟谁急。

这本叫做《开放中国》的书写的是过去的三十年，与一份叫做《经济观察报》的报纸有关。 有段时间一直看《经济观察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这份报纸竟然让我度过了五六年的阅读时光。这不由的让我现在感到奇怪，一个学中文的人，竟然能对一张经济类的报纸感兴趣。这些年来，能一直阅读的报纸并不多，两张而已。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说这张橙色的报纸本身具有一种启蒙的精神。想想也是，能让一些二线城市媒体副主编去做一个普通记者的报纸的确不多，能让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许知远做主笔的报纸也不多。现在看来，这张报纸在几年就做到了。

现在，各种关于纪念改革开放的活动在大张旗鼓的开始进行之中，各种书籍也层出不穷。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从去年或者更早就开始进行写作的人，就比如吴晓波。他的《激荡三十年》上下两册将这三十年以经济这根线把所有的事件都串联在了一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变迁。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关于这三十年来的著作还几乎为零。也因为这一点，这本书一时间大卖。也很是奇怪，这本叫做《开放中国》的书竟然也是由吴晓波的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出版的，在这一点上再次印证了吴晓波的眼光。我想，他看重的不仅仅是这三十年，而是这张报纸和这些作者们的影响力。

大约是从去年开始，并没有有关部门的要求，这张报纸就开始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写作。只是与普通人的写作所不同的是，这些作者们选取某一年，然后用一两个版面的篇幅对这年的某些事件进行详尽的介绍。更为可贵的是，这些作者们不是后来所谓的时政或者经济类作家们，而是当事人。单从这一点上，这本书就足以作为一种史料或者回忆录来进行保留了。我相信，这过去的三十年将在今后的很多年里将一直被人们提及，而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至少在写论文的时候用的着。

其实，这样的一本书更多的是一种选编的意识。该书编著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孟雷如此表述：我们并不打算采用通常表述的1978年，那是国家改革的开始：这本书的初衷，是记录一个开放的中国，往前追溯的话，我认为1976年其实并不是“开始”,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个结束的年份，一个时代消散的终点，一个历史进程走到尽头，一些人消失，一种僵化的体制被人民抛弃；在“开放”这个意义上，1977年的高考，是整个社会的“流通渠道”，从这个事件开始，本来被固化、被安排的各个阶层出现了流动，人们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改变自己既定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机会，这个流通渠道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是和全部的个体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很时下许多用资料攒出来的书大不相同。

每年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每年都会有很多记忆消失。能留下的，只不过是历史的记录者进行的写作而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置身其中并没有发觉他有多大的意义，更不会去为了这种意义而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最好的记忆是个人的，而不是作家。

只是，我不知道该将自己的记忆放在哪一年。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没有被和谐。这两天只不过是服务器出了点问题而已。昨天问了下汉卿，他远在新加坡，还操持着我这个博客的管理，很感动啊。现在博客重新开了。算算不过一天半而已，我收到了至少6个电话。无论如何，谢谢大家来看。所以，以后我要勤快的更新一下自己的博客。

说说最近吧。最近没有更新的原因一则是很忙，二则是没有情绪。刚考完了那个超级变态的考试。这让我知道其实有些时候决定你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所谓的制度。比如我们，竟然被要求职称走编辑系列。我真不知道那些大爷们是怎么想的，要知道编辑系列是出版社和期刊走的。可我们不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被要求去参加这种考试。想想真是为自己感到悲哀。

考完试回来在写稿子，还稿债。还有两个论文要完成，大约有10万字的样子。上大学的时候缺少这种学术训练，这两年在补上这个功课。当然，这种论文的写作不是在制造文字垃圾。再就是准备一本书的写作，今年是中国的大事之年，却也是多事之秋。江湖行走，家国天下。要写下点什么。正在联系出版社，有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现在总是觉得时间太少，或者没有精力，体力也有些不支。有些时候也没有一个环境。有些事情，不可言说。

可能在下周要去北京。在那里待一段日子。做一些工作，见一些朋友，进行一些访谈。

这是42岁的戴骁军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一次拍摄，前后历时19分钟。
“拍完以后，自己后背都发凉”，戴骁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也许还没等矿方人员打你，那些记者都会打你。”
这次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
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完成了职业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拍摄。

事情的缘起是，他接到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吉系洪洞县曲亭镇北柏村二组人，9月22日下葬。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

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太原辗转找到戴骁军采访，并随即赶赴干河煤矿展开调查。
矿工们说，煤矿塌了，把人埋了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第一大河汾河从这里静静流过。即使在山西这个产煤大省，临汾的煤炭资源也令人羡慕。

霍州向西，跨过汾河，南下进入洪洞县，公路沿途遍布矿山和煤矿指示牌。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这家煤矿不在霍州境内，而是位于洪洞县北部的堤村乡干河村。站在煤矿公司大院放眼望去，山上仍有窑洞。当地村民说，干河地底深处很“肥”，出产优质焦煤。

　　顾名思义，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的出资方就是“霍”、“宝”两大集团——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和宝钢集团下属的宝钢贸易公司。该煤矿公司注册资本金为4亿元人民币。

　　这家煤矿是山西焦煤集团与上海宝钢集团的战略合作项目，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确认为山西“十一五”重点项目。该矿煤炭资源地质储量3亿吨，矿井建设规模为年产煤210万吨。控股方霍州煤电集团，是原霍州矿务局2000年改制而成的企业。

　　霍宝干河煤矿原定2008年7月1日正式投产，不过拖延至今仍未正式投产。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干河煤矿仍处于基本建设阶段，还不是生产矿井。

　　但在矿区，记者见到了煤堆，排队运煤车。一名30多岁的煤矿工人说，矿上大约有1000名工人，一年多来，既招聘了附近的村民，也有为数众多的外省人，山东、河南的都有。

　　干河煤矿隐瞒矿工死亡而遭网友曝光之事，已经流传到矿工群体中。“死人的事儿？听说了，你上网看吧。”“你去找办公室？他们能说什么真话？”

　　几名矿工证实，9月20日，一名正在作业的洪洞县工友被他们所挖出的“黑色黄金”吞噬，窒息而亡。“煤矿塌了，矿上肯定有责任。”见记者听不明白，一名矿工解释：“煤矿塌了就是漏了，把人埋了。”

　　董事长证实事故迟报与“封口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10月26日中午，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直到9月底，集团公司才接到了干河煤矿的事故报告。

　　他直言不讳地对煤矿负责人提出批评并告诉记者，10月21日，霍州煤电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对此事通报全局（即“集团”），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我们已经加大处罚（力度），严肃处理了。”

　　记者向杨根贵提起网上的有关传言，他证实说，对于这起事故，安监部门已经介入调查。霍州煤电集团向干河煤矿追查此事后，9月底，煤矿提交了事故报告。

　　“不是瞒报，他是报得迟了。”杨根贵说。

　　杨根贵还向本报证实了“封口费”的事，他说：“刚开始有这种情况，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严肃处理，没人来了。”

　　记者询问煤矿矿长李天智等负责人是否受到处分，杨根贵说，事故处理工作根据集团公司1月6日安全会议上出台的有关规定“对号”，“对到哪儿就到哪儿，没什么争议，都按这个走”。他透露说，这一处罚无疑会影响到煤矿的全年效益。此外，要求矿长李天智向安监局写出书面检查，并罚款 8000元。

根据国务院上述条例，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存在“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行为，“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

　　 矿方说“大约有四五十人”

　　与杨根贵董事长的坦率相比，矿方的态度耐人寻味。10月26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煤矿的六层办公大楼，由于当天是周日，绝大多数办公室都上了锁。一间虚掩的办公室内，六七名工作人员在开会，记者推门而入，他们却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也不透露值班领导或办公室、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经过一番努力，记者辗转获得干河煤矿内部通讯录。

　　听说记者希望采访李天智矿长，一名工作人员说：“这两天矿长忙得很，打电话肯定……这两天，矿长的心情不好。所以给书记打电话就行。”

　　“矿长为什么心情不好？”

　　“这两天矿上有点事儿。”

　　“是不是跟网上说的那事儿有关？”

　　“对对对，就那个。这两天做检查呢，我们矿长——给局里头报检查。你们都知道这事儿了？我知道网上有。”

　　“为什么要写检查，是因为瞒报吗？”

　　“你都看了吗，还要问？就是因为那个——没往上报。”

　　“那天来的记者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洁员则说，前一段时间的确听说来了很多记者，但自己只负责六楼清洁，并不知详情，不晓得负责人在哪个楼层，也不知负责人如何联系。

　　但记者很快发现她没说实情。记者尾随这名保洁员走到四楼，见她走入楼内唯一一间挂有“秘书”铭牌的办公室——此前，记者曾试着敲过这间办公室的门，无人应答。记者绕到窗户对面，隔着纱窗见到室内办公桌电脑前有一名男子。保洁员与这名男子交谈片刻后出门，恰好被快步赶来的记者迎面撞见，但她并不说话。记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门，门已经上锁。记者多次重重地敲门，都无人应答。记者重新绕到窗户对面，仍可见到那名男子。记者冲他喊话、挥手，他手持烟卷，对着电脑，置若罔闻。

　　记者下至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

　　不过，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秘书都不在”为由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事故和“封口费”的询问，并拒绝提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记者向他们留下电话号码，表示希望与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离开煤矿。

　　驶离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所告知的电话号码，确与该矿内部通讯录上的“李国良”对应。煤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国良上月刚刚调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国良在电话中也证实了他曾是办公室主任。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本报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本报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同干河煤矿的矿工一样，这位司机也一再建议“上网看看”。

　　“安全的事儿，要瞒瞒不住，没有必要！”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这是大事，虽然你有责任，何必瞒报呢，没有必要嘛！你以为瞒过了就不处罚？照罚不误，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不合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山西霍州10月26日电